戴彦德： 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必须重塑能源体系

导读：

    党的十九大指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戴彦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如是诠释我国现代化的含义。　

　　“到本世纪中叶，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已经变成强国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我认为“美丽”至少是‘三高’：生态的颜值要高、生活的品质要高、经济发展的素质要高，当然还会包含其它内容。生态的颜值要高就是放眼生态环境，山是青山、水是绿水、天是蓝天、云是白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戴彦德认为，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必须重塑能源体系。在重塑能源体系当中，提高能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关键；大幅提高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核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消费中的比重，是根本。
　

为何要重塑能源体系？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不仅大气、淡水、土壤、海洋等常规污染日趋严重，而且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备受世界瞩目，整个生态环境均面临着灾难性的破坏。我国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费，要根本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必须重塑能源体系。”——戴彦德

　　“眼下，空气污染防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京津冀地区采取常规手段和非常规的铁腕手段并行，在人努力、天帮忙的情况下，空气质量有所提升。但成果尚需巩固，质量有待再提高。”戴彦德说，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止在空气一环。
　　
　　根据相关资料，水污染已发展成为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流域性污染问题。2016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的国控断面中，Ⅳ类、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分别达到13.4%、6.3%和9.1%，其中海河、辽河、黄河三大流域劣Ⅴ类水质超过10%，海河则超过40%。地下水污染也在不断加剧，2016年全国60.1%的地下水资源水质较差或极差，水质优良的地下水仅占10.1%。在土壤方面，污染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根据我国首次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污染物超标率达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近20%；重污染企业及周边、工业废弃地、采矿区等区域超过1/3的土壤污染物超标。此外，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五分之一。在海洋污染方面，国家海洋局于2012年10月完成的中国海洋调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几年中流入我国海洋的水3/4不符合排放标准，全国48个入海口均遭到重金属、滴滴涕和石油烃的污染，再加上来自农田的化学肥料和粪肥的流入，造成我国沿海海域富养化程度提高，出现大量有害水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红树林面积减少73%，珊瑚礁减少80%，沿海湿地面积减少57%；沿海渔业资源大幅减少，如东海的磷虾已濒临灭绝，进而将给小黄鱼资源带来毁灭性打击。
　　
　　提到小黄鱼，祖籍山东的戴彦德研究员颇为感慨：“小时候，小黄鱼很多，味道非常鲜美，现在很难吃到野生的了——一条野生小黄鱼要被卖到几千块甚至更高。”
　　
　　记者：请您概括一下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趋势和特点。
　　
　　戴彦德：目前我国整个生态环境恶化日趋复杂，环境污染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人口稠密区、经济发达区向人口稀疏、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常规性污染向非常规性污染、有毒有害污染转化；从局地向区域扩散；从江河城市段向流域蔓延；从浅层次向深层次的环境问题演变，呈现出压缩型、叠加型、复合型、祸害型的特点。这些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人类健康，而且极易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及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细数历史变迁，我国生态环境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令人触目惊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记者：这些触目惊心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戴彦德：我国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费以及长期以来高碳、粗放的发展模式。201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3.6亿吨标准煤，已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我国长期以来能源消费结构以低质、高碳能源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油气时代、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步入可再生能源时代相比，煤炭长期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增量中占主导地位。2016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达62%，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对水、土地、大气等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70%、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的40%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70%以上均来自于燃煤。同时，煤炭消费总量大、单位面积煤炭消费密度过高是形成严重雾霾的最重要原因，2016年我国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消费量超过400吨/平方公里，是美国的4倍还多。　
　

　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是重塑能源体系的关键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势头短时期内仍难以转变，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将有增无减。”——戴彦德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进入中高增速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整体进入中后期。在上述情况下，能源总体需求究竟是增是减？
　　
　　戴彦德：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到新常态的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也逐步迈入中后期，对能源需求的增速放缓，但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工业能源消费达到顶峰后，建筑、交通和民生部门将快速增长。尽管我国工业部门部分高耗能产品产量趋于峰值，其能源需求的增速不会像前十年那样快速强劲增长，但建筑、交通和民生部门的能源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一消三涨”，最终使能源需求的增量同以往相比，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十九大指出，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对能源需求有怎样的影响？
　　
　　戴彦德：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努力把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提升起来。这个过程需要能源的支撑。从我国发展阶段来看，未来城镇化进程还将不断加快，对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较大，尤其是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有外国媒体朋友调侃说，“中国东部像欧洲，西部像非洲”。中西部部分落后地区仍处于家园建设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局部地区还需加快发展。特别是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沿线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沿线的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在内的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必将迎来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对能源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记者：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强国目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请问，在目前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下，需要多少能源来支撑强国目标？
　　
　　戴彦德：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人口将超过14亿，若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GDP总量将超过44万亿美元(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约3.2万美元，按照OECD国家的人均能耗水平，我国能源需求将达116亿吨标准煤，即使按照世界上能源经济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的人均能耗水平，也要85亿吨标准煤。这一需求无疑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在当前可再生能源难以等量替代化石能源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控制。努力把能耗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总量控制会不会影响供给？如何保证总量控制下的能源供给？
　　
　　戴彦德：依靠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生态经济学家魏伯乐在其所著的《5倍级——缩减资源消耗，转型绿色经济》一书中提出，利用当今世界的技术和手段，可以将资源生产率提高五倍，在提高全球人类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将资源消耗减少80%。对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能源利用的大规模浪费，有着巨大的节能潜力，通过提高能效能够显著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记者：有通过提高能效解决能源供给可行的科学依据吗？
　　
　　戴彦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美国落基山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在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电力折标系数按照0.1229千克标准煤/千瓦时计算)以内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目标若能实现，且可再生能源比重大幅提高，则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即可从当前的千万吨级下降到百万吨级，同时温室气体排放也将大幅下降，从而可实现天蓝、地绿、山青、水秀的发展目标。

　　记者：国家层面是怎样强调节能或能效的？
　　
　　戴彦德：十九大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和美丽。国家发展改革委张勇副主任在2017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在《世界杯压球App》杂志撰文指出，能效是第一能源，而以前的提法节能是作为继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以外的第五大“能源”，此种变化意味着今后的节能将被高度重视。
　　
　　记者：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节能成为第五甚至第一能源了吗？
　　
　　戴彦德：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43.6亿吨标准煤，能耗水平比上世纪80年代提升了70％以上，比2000年提升30％以上。如果不节能会怎样呢？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过程中单位GDP能耗强度始终处于上升的态势，基本上都要上升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因为工业化要生产钢铁和水泥，二产的单位GDP能耗强度是一产和三产的三到五倍，所以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程度越高，单位GDP能耗强度越高。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只是在2003年、2004年、2005年期间上升，之后就下来了。如果没有节能、没有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相比198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应是169亿吨标准煤，相比2000年应是63亿吨标准煤，而实际上2016年是43.6亿吨标准煤。
　　
　　记者：从主要产品的能耗来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戴彦德：近年来，我国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下降情况如下：2016年相比于1980年，火电厂发电和供电煤耗分别下降28.7%和30.4%，钢可比能耗下降了45.8%，水泥综合能耗下降了44.6%。仅仅火电、钢铁、水泥这三个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下降的节能量就超过了12亿吨标准煤。12亿吨标准煤是什么概念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才6亿吨标准煤左右，2000年也才14.7亿吨标准煤。节能的贡献是一目了然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在节能的的确确减少能源需求增量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仍然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如果没有节能的话，情况会更严重得多。
　

　提高能效、节约能源的空间在哪里？潜力在哪里？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节能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总体来说，全社会仍有较大的节能空间。”——戴彦德

　　记者：请以钢铁、水泥、石化等高耗能产业为例说明一下今后能效提高的空间在哪里？
　　
　　戴彦德：相关研究表明，到2020年仅钢铁、水泥、石化和化工、有色、电力及通用领域既有产能技术可行的节能潜力就4亿吨标准煤以上，而全国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节能潜力高达6亿多吨标准煤。
　　
　　记者：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对深度节能、能效提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戴彦德：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节能技术仍在不断创新，未来在信息、通讯、智能控制等技术的支撑下，工业生产将从局部、单点工艺节能优化向全流程、系统性优化转变；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对能源生产、储存、输送和使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并最终给出最优利用模式；通过在工厂中预制模块完成90%的建设，进而现场安装组建的预制建筑技术可有效实现建筑施工的节能减碳；建筑“一体化”节能设计可对既有建筑实施深度节能改造；交通运输用能方式将逐步向清洁、多元、电气化转变；自动驾驶、车联网技术将极大优化交通运输效率。可以说，工业、建筑、交通等各领域节能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有望不断加速，从而进一步释放节能潜力。
　　
　　记者：现在国家正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过程中，涉及到能源重塑的问题是什么？
　　
　　戴彦德：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努力减少能源间接性出口及周期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尤其是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造成大量的能源间接性出口，以及大拆大建造成了严重的周期性浪费。
　　
　　记者：请展开讲一讲。
　　
　　戴彦德：首先，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自加入WTO以来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渐浓重，“中国制造”的低端产品充斥全球各地。初步测算，每年直接、间接出口的能源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20%以上。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建设、淘汰、再建设、再淘汰的路子，这种“重速度、轻质量、只顾眼前”的发展模式，不仅导致财富积累缓慢，还造成周期性能源浪费。在工业领域，仅“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关停小火电7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超过1.1亿吨；淘汰落后炼钢产能6683万吨；淘汰落后水泥产能3.4亿吨；淘汰落后造纸产能1030万吨。“十二五”期间又淘汰落后炼铁产能9000万吨、炼钢9406万吨、水泥6.5亿吨、造纸3067万吨、制革3460万标张、印染100多亿米。虽然这是为推动节能减排、改善生态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阵痛”措施，但大量产能的淘汰使得资本沉陷，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及资源浪费。
　　
　　在交通领域，道路建设过程中由于规划设计不合理，各施工部门组织协调不当等原因，路面铺设与地下管线工程施工交叉，为铺设各类管线而将刚刚铺设完成的路面反复开挖的现象比比皆是，“拉链”马路随处可见；此外，近年来桥梁坍塌事故屡屡发生，这些带来了极大的交通不便，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在建筑领域，我国是世界上年新建建筑最多的国家，但由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缺乏科学规划等原因导致“短命建筑”层出不穷，目前大量能源浪费在“一建”、“一爆”之中。未来必须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减少能源间接性出口及周期性浪费，这是重塑能源的前提条件，否则能源需求将是填不满的漏斗，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记者：在这个转型期，我们该怎么做？
　　
　　戴彦德：抓住有利时机，努力转型，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有利时期，一方面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具备经济转型的物质基础和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出口市场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未来应注重发展知识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大力调整出口结构，从根本上扭转“能源消费留给自己、污染留给自己，世界消费我买单”的发展模式。　
　　

　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是重塑能源体系的根本　

　　
    “2050年，在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情况下，如果能源消费结构不加改变，煤炭消费仍占到60%以上，即使通过提高能效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量仍将超过30亿吨标准煤。仅靠末端治理，很难做到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大规模下降。因此，未来必须大力推进化石能源中相对清洁、低碳的天然气，低碳、无碳的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例，这是能源革命的根本，也是美丽中国目标实现的根本。”——戴彦德

　　
　　记者：提高清洁能源比重与提高能效是怎样的关系？
　　
　　戴彦德：提高能效和发展清洁能源均是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关键和根本。但是，相比于发展清洁能源，世界各国对能效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仍有待再提高。从全球来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但到2016年包括水电、核电在内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仍不超过15%，除水电外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3.2%。从过去45年来看（1970-2016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1.7倍，其中80%以上的增量来自化石能源。而最近五年里（2011-2016年），除水电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虽然翻了一番，年均增速达到15.6%，但增量仅为2.2亿吨标准油。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难以大幅度替代化石能源。能效大幅提高是各国包括我国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前置条件。2016年全世界132.8亿吨标准油的一次能源消费中，包括核电和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还不到15%——问题是，现在全球能耗还未达峰，未来能源需求还将成倍增长。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发展还极不平衡，目前非OECD国家的人均GDP、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均不到OECD国家的15%，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即便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过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也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因此，未来全球发展的态势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仍要快速推进，最不发达国家也需快速脱困，未来经济仍要持续发展，能源需求还要成倍增长。2016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已达132.8亿吨标准油，到2050年，全球人口有可能达到100亿，若未来35年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保持2%，能源需求量将达到260亿吨标准油，即使需求增长速度是过去40年的一半不到1%，能源需求量也将接近190亿吨标准油，2050年能源需求超过200亿吨标准油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不通过能效提高减少能源消费增量，那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记者：请介绍一下，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情况。
　　
　　戴彦德：近年来，虽然我国一直在大力推进能源供应模式向清洁、低碳发展，天然气、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持续快速增长，但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还很低。总的看，装机量猛增，但发电增长幅度远远低于装机。资料显示，2000～2016年，天然气消费量由245亿立方米增长到2086亿立方米，增长了7.5倍；核电装机容量由210万千瓦增长到3364万千瓦，增长了15倍；水电装机容量由7935万千瓦增长到3.3亿千瓦，增长了3.1倍；并网风电装机容量由32.9万千瓦增长到1.5亿千瓦，增长了450余倍；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更是从无到有增长到7742万千瓦。但从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来看，2016年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低碳能源总量仅占19.7%。
　　
　　记者：目前的情况如何？
　　
　　戴彦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2017年第10期《世界杯压球App》，2017年1～9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46888亿千瓦时，1～9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量11701亿千瓦时，折合3.62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的2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13535亿千瓦时，折合4.18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的28.9%。这个数虽然不是全年、全部的数字，但也基本可以看出清洁能源利用规模还较小。
　　
　　记者：我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潜力如何？
　　
　　戴彦德：从资源上看，清洁低碳能源储量及来源非常丰富，发展极具潜力。在常规天然气和页岩气方面，我国常规天然气生产还有快速提升的空间，我国页岩气储量居世界前列。截至2016年底，我国页岩气产量达78.82亿立方米，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大型页岩气开发的国家。根据我国《世界杯压球App》，在政策支持到位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我国力争2020年实现页岩气产量300亿立方米，2030年实现800亿至10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页岩气已经迈入商业化开发阶段。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国资源较为丰富，据统计，全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6.9亿千瓦；70米高度陆上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25.7亿千瓦；近海100米高度内，水深在5~25米范围内的风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9亿千瓦，水深25~30米范围内约3.2亿千瓦；全国三分之二以上国土面积年日照小时数超过2200小时；我国的农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等各类生物质资源超过3亿吨标准煤；全国主要盆地地热资源折合标准煤达8530亿吨，年可利用量6.4亿吨标准煤。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为加快推进能源供应模式向清洁低碳化发展提供了保障，若2050年能够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的目标，那么将清洁低碳能源利用比例提高到60%左右是有完全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未来完全可以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基础上，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依赖，从根本上减少常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向美丽中国目标迈进。
　　
　　记者：据了解，近些年国际社会对提升能效、发展清洁能源越来越重视。请问这个推动力来自哪里？
　　
　　戴彦德：从全球来看，最大的推动力来自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被公认的事实。全球气温的升高，将会导致南北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粮食会减产，淡水会消失，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种也会渐渐灭绝，这将是地球村最大的灾难。在此共识下，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采取行动。行动的核心就是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比例。而要实现大幅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比例，必须通过提高能效减少能源消费总量才能达到。
　　
　　记者：请举例说明。
　　
　　戴彦德：以德国为例。德国提出在2050年的时候，要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到95%，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比重要达到60%，在电力的比重要达到80%。它的前提条件是到那个时候要把能源消费总量在现在的基础上减50%。具体怎么减？靠大幅度提高能效。比如在建筑部门，要把能源消费总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减80%。目前德国建筑物里面每一平米一年约消耗250度电，到那时候依靠节能降到只剩50度左右。好多国家都提出了大幅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数字有差异，但实现的途径都离不开提高能效，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记者：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治理有关联吗？
　　
　　戴彦德：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的能源变革紧密交织在一起。实质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来解决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量消耗化石能源而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环境污染治理问题。
　　
　　记者：我国在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戴彦德：一定要结合美丽中国目标的内涵、要求合理科学布局。并不是所有的有阳光的地方都可以建光伏，不是所有风力资源充沛的地方都可以建风电，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综合考量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一定要结合美丽中国目标的内涵、要求合理科学布局大力发展我国的可再生能源。

　　　　
戴彦德简介
　　戴彦德，著名的能源专家和学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兼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会理事、北京市科协委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环境、能源发展战略以及节能方面的规划和研究。多项成果获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

（摘自：节能与环保杂志）